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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论文观点选登】关键词：反垄断

本期的胡继晔关键词是 反垄断

反垄断是禁止垄断和贸易限制的行为。是胡继晔当一个公司的营销呈现垄断或有垄断趋势的时候，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所采取的胡继晔一种干预手段。

在19世纪末期世界经济的胡继晔发展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反垄断就成为了各国规制的胡继晔对象，各国均采取严厉的胡继晔立法来进行反垄断的法律规制。

中国自加入WTO以后也积极担负反垄断的胡继晔责任。近日推出的胡继晔互联网反垄断政策就是中国政府防止资本垄断互联网行业的有效举措。

本期分别从法律、胡继晔行政、胡继晔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体育等多个领域，遴选代表性选题若干篇。让大家通过大家、名家的选题，对“反垄断”这一选题方向有明确的了解，供自己开展学术研究作参考。

1.经济方向

消费者隐私管理与垄断平台个人化定价福利效应

摘 要

消费者隐私管理对算法个人化定价的福利效应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动态博弈模型分析表明,在消费者具有隐私管理能力且隐私管理成本适度的情况下,个人化定价会实现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的提高。

因此,对垄断平台个人化定价不应一刀切地加以禁止,而应采用合理推定原则进行个案分析。政府需谨慎直接介入平台个人化定价,赋能消费者的隐私管理能力是最佳的反垄断政策。

同时,应通过立法强化消费者隐私权保护,赋予消费者充分的知情权和自主决策权,并鼓励增强消费者隐私管理的技术开发和应用。

[1]唐要家.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J].消费者隐私管理与垄断平台个人化定价福利效应，产经评论. 2021,12(04)：5-21

2.新闻传播学方向

基于反垄断规制视角的互联网闭合生态发展与路径研究

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迭代发展和平台垄断广度和深度上的持续演进,互联网生态逐渐从开放转向闭合,并最终形塑为当下互联网的一种生产方式和文化形态。

闭合生态与互联网"双轮垄断"的这种耦合共轭在提升经济效率和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同时,也带来了互联网治理和产业发展的双重挑战。

本研究基于互联网反垄断规制的理论建构需求,通过对闭合概念、互联网"双轮垄断"与闭合生态的耦合轨迹、动力的分析和研究,展现了互联网底层闭合形态和应用闭环形态的当下面貌及其逻辑体系,并揭示了该生态轻微化、协同化和竞合化的发展路径。

[2]许俊义.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J].基于反垄断规制视角的互联网闭合生态发展与路径研究，编辑之友. 2021,(10)：56-62

3.法律方向

平台反垄断的法律标准

——美国“运通案”的反思与互联网市场界定

摘 要

美国"运通案"是近年来美国和全球作出的关于平台反垄断的最重要案件之一。对美国"运通案"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案件的争议集中在合理规则的适用、双边市场的界定以及反转向规则的竞争效应。美国"运通案"给我们带来若干启示:首先,应注重反垄断中的举证责任与诉讼程序设置,以提高反垄断执法的准确性,降低认知错误成本。

其次,平台反垄断应引入双边市场理论,将双边市场视为同一市场对待,但应降低原告证明存在平台垄断或危害竞争的责任,要求平台承担更高的反证与说明责任。

再次,对于双边市场理论在互联网市场中的界定,应当结合具体商业场景进行分析。最后,平台与互联网企业不仅具有市场主体的性质,而且具有组织市场与重构市场的性质,而传统反垄断法则假设了企业的市场主体身份与市场本身的完善性。简单套用传统反垄断法进行执法,可能会产生平台的反垄断悖论。

[3]丁晓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J].平台反垄断的法律标准——美国“运通案”的反思与互联网市场界定.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1,39(04)：77-92

4.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企业竞争理论与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竞争

摘 要

马克思的企业竞争理论是我们理解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竞争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对企业竞争策略的考察和市场竞争趋势的判断揭示了企业竞争的一般规律,但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变化也凸显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企业竞争理论发展的必要性。

在数字经济时代,产品创新竞争和注意力时间竞争成为企业间争夺剩余价值最重要的两种方式,而"多重竞争结构"的出现也改变了市场从竞争趋于垄断的发生机制。

为了解决当下面临的一些关键性的竞争与垄断问题,必须立足于市场竞争结构的新变化,为企业竞争与市场运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4]刘皓琰.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J].马克思企业竞争理论与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竞争.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10)：83-92

5.管理学

数字平台垄断趋势的博弈分析及应对

摘 要

针对大型数字平台的反垄断已成为当下急需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通过构建博弈论模型,模拟数字平台垄断形成的特征,揭示出数字平台自我发展有走向垄断、实现资本无序扩张的趋势;同时,与传统工业时代的垄断相比,数字经济时代的垄断的危害除了损害消费者福利外,还包括抑制创新、侵犯个人隐私甚至威胁国家政治安全,因此数字平台领域反垄断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数字平台反垄断的重点并不在于遏制平台发展,而在于引导其回归推动创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本原。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需要兼顾多元价值目标及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综合协调各部门从多维度对数字平台的运营进行规范,同时对反垄断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进行进一步修订完善并构建数据产权制度,实现对数字平台的反垄断规制。

[5]胡继晔、杜牧真.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J].数字平台垄断趋势的博弈分析及应对，管理学刊. 2021,34(02)：38-54

6.出版方向

数字时代文化遗产机构资源保存版权例外规则:困境与解决

摘 要

由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文化遗产机构资源保存版权例外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出现了适用上的困境,有必要予以完善。

许多国家已经明确地将文化遗产机构的保存行为纳入其版权例外的范畴,并应数字时代的要求而对受益主体和使用对象、使用的目的和方式、合同条款和技术措施等方面进行了修改,值得借鉴。

为了使我国文化遗产机构的资源保存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应扩大目前著作权法中文化遗产保存例外各要件的范围,并完善文化遗产机构保存例外的其他相关制度。

[6]王文敏.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J].数字时代文化遗产机构资源保存版权例外规则:困境与解决，国家图书馆学刊. 2021,30(04)：39-48

7.行政学方向

基于加强国有经济视阈的我国政府反垄断监管改革研究

摘 要

企业的垄断行为一直为西方经济理论所诟病,但纵观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反垄断监管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发现,政府监管并没有完全按照经济理论进行实践,而是依据不同的经济环境、经济主体展开"双重标准"。

伴随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国际资本与跨国公司占据我国的市场份额日益增多,对我国反垄断监管机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要保证中国企业守住阵地,实现"走出去"的政策目标,必须辩证地认识反垄断监管的"双重标准",以实现经济效率为反垄断监管的目标,通过相机抉择保证我国政府反垄断监管的适度性与灵活性。

[7]唐永军.吉林大学经济学院[J].基于加强国有经济视阈的我国政府反垄断监管改革研究，当代经济研究. 2017,(07)：90-96

8.体育方向

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垄断问题及应对策略

摘 要

通过文献资料、专家访谈、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垄断问题。研究发现我国体育赛事转播过程中主要存在使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集中销售与联合购买,使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主要原因为我国特殊国情、体育赛事转播的经济性、赛事媒体转播机制以及反垄断法律法规的缺失等;提出健全中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反垄断法律法规,重构中国体育赛事转播权收益分配制度,规范中国体育赛事转播相关市场行为等应对策略。

[8]刘亚云.湖南工业大学体育学院[J].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垄断问题及应对策略，体育学刊. 2021,28(02)：54-59

政法大学教授如何解释“丁克税”？

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随后，又有媒体报道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胡继晔认为，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

8月17日下午，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胡继晔教授。他说，上述报道并非其真实观点表达，属于误读。他认为，国家应当设立鼓励生育的基金，但钱应该由过去征收的社会抚养费等来负担，而绝不是让大家来交。＂原先的计生罚款，罚了好多钱，都哪儿去了？＂

胡继晔还解释，对于丁克家庭，可以从个税抵扣的部分，实现对其“不鼓励”，而非单独再征收丁克家庭的社会抚养税。

生育基金该由社会抚养费来负担

今日,有媒体发布标题为《政法大学教授：不仅要设生育基金 还要对丁克征税》的报道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胡继晔认为，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

该报道中，胡继晔表示，发达国家为了鼓励生育都会对生育进行补贴，因此建议设立生育基金，“不生孩子的人更应该交生育基金。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生育，向超生的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但是未来鼓励生育，应该向丁克家庭征收未来的社会抚养费，人老了之后光靠钱是没用的，还是需要年轻人，别人家的孩子来照顾。这些丁克家庭老了之后没有后代，是要占用社会资源的，所以将来要对丁克家族进行征税”。

“要对丁克家族进行征税”的观点，再次推动话题受到热议。8月17日下午，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中国政法大学胡继晔教授。他说，上述报道并非其真实观点表达，属于误读。他认为，国家应当设立鼓励生育的基金，但钱应该由过去征收的社会抚养费等来负担，而绝不是让大家来交。

“原先的计生罚款，罚了好多钱，都哪儿去了？”胡继晔解释，设立鼓励生育基金的观点不是他提出的，是《新华日报》刊发的相关署名文章作者提出的。对于文中提到的“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的做法，他自己坚决反对，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张艺谋就交了700多万的社会抚养费，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设立生育基金应该由这些钱来负担,不足部分可以财政补贴。”胡继晔说。

记者查询到，2014年2月7日，无锡滨湖区委宣传部通过官方微博宣布，当天中午，滨湖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收到了陈婷、张艺谋缴纳的计划外生育费及社会抚养费7487854元。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无锡市滨湖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将上述款项已上缴国库。

无法设立专门的“丁克税”

对于丁克家庭，胡继晔说，无法设立专门的“丁克税”，但可以从个税抵扣的部分实现对其“惩罚”或“不鼓励”。“如若丁克家庭没有抚养的小孩或老人，其抵扣就少，交的个税自然就比别人多；养孩子比较多的家庭，养孩子的费用通过抵扣后其交税就少。养老人多的家庭，其交税也应该少。”胡继晔表示，他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不是因为听到骂声才改口的。

在热议中，有网友提出，在治理相关问题时，不应该总将视线盯住百姓的口袋。

对此，胡继晔解释，征收个人所得税已实施多年，对于不同抚养负担的家庭本就应该区别对待。不养孩子的比养孩子的多交点个税是正常的。个税法的修改草案也提出了“专项扣除”概念，包括教育支出。

生孩子意愿低在于成本收益考虑

为什么大家缺乏多生孩子的意愿？胡继晔分析认为，根本原因是在成本收益方面的顾虑。大家相对来说都比较理性，生孩子马上要花钱，买奶粉、尿不湿等，不久还要上幼儿园，如果这部分开支由国家来承担，那么很多人就愿意生了。

“将来的收益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因为等到长大以后，还有太多不确定性，但是成本是现实的，收益却是不确定的，这就是年轻人经过成本收益分析后不愿生的最重要的原因。”胡继晔表示，因此，我们要一方面进行鼓励，另一方面在个税问题上进行“不鼓励”，鼓励多生，不鼓励少生。减少养孩子的成本，就可以鼓励多生孩子。

确实。

国资划拨转入社保决策层为啥要划拨国资补社保缺口

楼继伟：划拨国有资产才有条件降低 社保 费率

继去年底公开支持养老保险记账式“名义账户”之后，3月22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又一次就“划拨国有资产补充社保基金”进行公开表态。这表明，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已走到了必须在制度设计和财务安排上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时刻。

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会”上表示，只有划拨部分国有资产补充社会保险基金的基础上，才有条件适时降低社会保险的费率。如果没有划拨国有资产补“缺口”，就没有条件降低费率。

事实上，划拨国有资产补充社保基金，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决策层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也被写入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但却处于“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境况。此次，财政部长如此公开直接的表态，不知能否推动此项改革的尽快落地。

在提高费率和扩大覆盖面都已不太现实的情况下，面对养老保险未来所面临的收支不平衡，政府实际上只有两条路可以选：一是划拨国有资产补充进来，二是继续靠财政的现金补贴。

楼继伟显然并不赞成后一种。他说，强化个人责任，要建立一个自身能够精算平衡的制度，不能把缺口完全留给公共财政，实际上是留给其他纳税人，否则，不仅不公平，也带来公共财政不可持续和国家治理的危机。

划拨国有资产补充社保基金似乎已成为唯一可以选择的一条路。然而，17年来这条路却命运多舛。

划拨国有资产补充社保基金的讨论从1997年中国统账结合的制度设立之初就开始了，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都曾多次向中央提出建议。但这项改革一直处于停滞状态。2013年，虽然它被写入了三中全会的报告，却尚未见到相关的实施方案。

其间，2009年虽然出台了国有股减、转持补充社保基金的方案，但从全国社保基金公布的数据来看，每年的数额只有几十亿元，与养老金的隐形债务相比只是杯水车薪。

楼继伟详细解释了国有资产应该补充社保基金的理由。在1997年中国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之前，国有企业和职工并没有养老保险交费，这些职工进入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则作为视同缴费来对待，从而造成了后代人必须提高缴费率来补充老人未交费造成的缺口。

楼继伟认为，在1997年以前，职工没有养老保险交费，实际上使得企业的成本不真实，扩大了国有企业的资本积累，也扩大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同时，在1997年以前，大量的国家预算投资于国有企业。从这两个渠道造成了巨量的国有资产。

“划拨部分国有资产补充社会保险基金，就是而且应该仅仅就是针对视同上交而造成的养老保险金的缺口。”楼继伟说。

对于降低养老保险费率的问题，楼继伟坦率表示，在“划拨部分国有资产补充社会保险基金”的基础上，就有条件适时降低社会保险的费率，如果没有划拨补缺口就没有条件降低费率。

现行社保制度最受诟病之处，是超过40%的总费率。其中，用人单位占了大头，要承担30%。企业社保负担沉重，叫苦不迭。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缴费率。对于企业最盼望降低的养老保险费率，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明确表示，养老费率今年不会降低。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劳动力市场供给下降、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的当下，降低社保费率成为降低企业成本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但一旦降低就面临着基金的收支不平衡加剧，这成为一个两难选择。

决策层为啥要划拨国资补社保缺口?

“社保问题本来就是公共财政问题，对所有人有支付社保的义务，但是它是‘广覆盖、低水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指出，也就是说公共财政是对所有人的一个基本社会保险水平给予保障，而并非补缴历史窟窿。

在他看来，今天社保体系所存在的缺口，是当年国企改制时的历史欠账，“划拨国有资产补充社保基金实际上是还债。”

“国有资产从起初的几个亿增长到如今的几十万亿，一部分是来源于人民共有的资源，另一部分则来自于为国企奉献的‘老人(已退休员工)’劳动力。” 中国政法大学 法和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胡继晔表示，但国有企业当时并未为这部分“老人”缴费，其部分资本积累，是以职工养老保险“欠账”为前提的，现在应拿出一部分资产，作为对他们养老金的回馈。

胡继晔认为，划拨国有资产一方面是解决国企“视同缴费年费”欠下的账，更深远的意义则是减轻年轻人的负担。

目前，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他表示，“年轻人不仅要为自己养老积累(个人账户)，还要支付老人的养老金(社会统筹)，实则负担两代人，1997年制定28%的缴费时就是考虑缺口问题，所以才令在职员工多缴了3%-5%，但如今还是有缺口。”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万亿社保缺口钱从何来的问题，在决策层层面达成共识。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3月22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上表示，不能把社保缺口完全留给公共财政，应划拨部分国有资产补充社会保险基金。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一致认为，借国企改革东风之际，划拨国有资产补充社保缺口，是非常正确的举动，不仅有利于倒逼国企改革，而且也是解决“老人”改制成本的对症之策。

“划拨部分国有资产补充社会保险基金，就是针对视同上缴而造成的养老保险金的缺口，从而在此基础之上就有条件适时降低社会保险的费率，”楼继伟称，这项任务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来临，时不我待，必须抓紧。”

初衷：还“老人”历史欠账

在今年两会期间，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曾表示，为了保证社保收支平衡，“除了现在的单位缴费、个人缴费、财政补助之外，进一步拓展新的筹资渠道。”但是，对于采取何种筹资渠道并未给予明确表态。

此番楼继伟以国有资产划拨来开源的表态，似乎意味着共识的初步达成。

楼继伟在会上强调，现在大家往往认为社会保险是公共财政属性，“首先有一点，社会保险是保险的属性，这点是要强调的，必须坚持精算平衡。”

“社保问题本来就是公共财政问题，对所有人有支付社保的义务，但是它是‘广覆盖、低水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指出，也就是说公共财政是对所有人的一个基本社会保险水平给予保障，而并非补缴历史窟窿。

在他看来，今天社保体系所存在的缺口，是当年国企改制时的历史欠账，“划拨国有资产补充社保基金实际上是还债。”

“国有资产从起初的几个亿增长到如今的几十万亿，一部分是来源于人民共有的资源，另一部分则来自于为国企奉献的‘老人(已退休员工)’劳动力。” 中国政法大学 法和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胡继晔表示，但国有企业当时并未为这部分“老人”缴费，其部分资本积累，是以职工养老保险“欠账”为前提的，现在应拿出一部分资产，作为对他们养老金的回馈。

胡继晔认为，划拨国有资产一方面是解决国企“视同缴费年费”欠下的账，更深远的意义则是减轻年轻人的负担。

目前，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他表示，“年轻人不仅要为自己养老积累(个人账户)，还要支付老人的养老金(社会统筹)，实则负担两代人，1997年制定28%的缴费时就是考虑缺口问题，所以才令在职员工多缴了3%-5%，但如今还是有缺口。”

方式：或通过股权划拨

事实上，划拨国有资产补充社保基金的做法，已经在地方政府层面付诸实施。作为国企改革的配套措施，山东省政府于近日印发了《省属企业国有资本划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方案的通知》，就要求将“省属471户国有企业30%的国有资本(包括国有控股参股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划转充实省社会保障基金”。

在社保专家看来，国有资本以何种方式补充社保基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2012年，时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就曾公开表示，划拨国有资产充实全国社保基金可以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完善现有国有企业上市将其股份或募集资金10%划拨给全国社保基金的制度，并把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这项管理办法，上升为国务院的专项条例。二是将国务院国资委[微博]监管的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按不低于20%比例，划拨全国社保基金。三是如有需要，将国家控股比例过高的中央企业(包括金融企业)一部分股份划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中国政法大学 法和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胡继晔是这项措施的支持者，他曾在10多年前就呼吁划拨国有股充实社保基金。上述三种方式中，他和聂日明都持相同观点，划拨国有股股权是最稳健和高效的方式，“划拨存量国有股20%补充社保基金，新上市股票增量的10%不够弥补缺口。”胡继晔建议。

胡继晔表示，我国目前经营性的国有资产高达50多万亿，而世界银行[微博]测算，中国的养老金缺口约在8万亿至10万亿，“如果划拨20%，那就是10多万亿基本能覆盖缺口，而且当基金进入股市经营后，能够避免基金的贬值问题，从而建立一个良性的循环。”

“国企利润存在不确定性，变现国有资产实则是打击股市，是愚蠢的做法。”他强调，2001年6月出台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就是前车之鉴，当时要求减持国有股可以作为养老保险基金融资的新渠道，但政策出台后便遭到了证券市场的强烈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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